“美国印太战略与云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研讨会成功举办
“美国印太战略与云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研讨会成功举办
由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举办的“美国印太战略与云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研讨会于2018年7月15日在昆明举行，来自省内外的15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室原主任刘学成教授、国发中心民族问题研究所原所长赵曙青两位知名专家做了专题发言。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云南省东南亚经贸联合会主席、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会长王义明研究员、云南省社科院原院长任佳研究员、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陈利君研究员、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所原所长朱振明教授，云南大学李晨阳教授、施本植教授、卢光盛教授，昆明学院肖建民教授，云南省经贸厅原副厅长、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张瑞昆、云南省外办原副主任金诚、云南省中缅商会会长王小兵和昆明市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原副市长雷晓明教授等参加研讨会。发言的各位专家学者根据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结合当前美国印太战略以及云南如何参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阐述了各自鲜明的观点。
研讨会结束时，出席研讨会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会长王义明就当前中美经贸形势及云南所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总结性发言。研讨会由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执行会长龙东林主持并作小结发言。
一、专家观点
(一)刘学成——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及我们的策略选择
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室原主任刘学成认为，云南是面向和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中心，面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就要研究印太战略和政策的整体框架，以及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趋势和中国的政策选。刘学成认为，特朗普现象或特朗普主义不论是对世界是祸还是福，对美国是再次伟大还是再次陷入危机，可以看出美国的新民族主义有漫延的趋势。指出特朗普政府主要内阁成员由政界、军界、财界和社会上最保守的强硬派人士组成。一个以特朗普为核心的新的建制派正在形成。以传统建制派共和党理念和政策议程至少暂时退居幕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理念和政策议程正在走向前台。特朗普主义在安全和经济理念上更多继承了里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更保守、更极端，反映了共和党内部极右势力茶党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政外交理念，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色彩浓重，甚至彰显白人之上的种族主义。特朗普在访问英国期间接受太阳报的采访，大谈大量移民涌入欧洲正在改变欧洲的文化，被媒体批评是为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美国著名的政治科学家福山把特朗普想象归纳为民粹民族主义，把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特朗普在经济政策和全球政治体系方面是一個民族主义者。也有人把大选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定义为美国新民族主义，也有专门文章呼吁在特朗普时代重新定义美国的民族主义。
刘学成认为，特朗普执政后很快提出印太战略，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这本身不是新概念，也不是新战略。是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印太地缘战略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每届新政府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同，但其政策内涵和导向具有连续性，同时也根据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特朗普在策划中的“印太战略”框架内，美、日、印、澳为核心国，美国是领导，日、澳在美国联盟体系中被称作西太平洋的“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澳拉拢的对象。印度最终加入与否将决定这一地缘战略构想的成败。刘教授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把中国当作政策的目标和对象对待，核心是如何改变中国，如何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和亚太地区的体系之中。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开启了牵制和遏制中国在亚太做大的战略，即“再平衡战略”，以美国主导的多变机制牵制中国。到了特朗普，看得出，他明显采取单边主义，单挑中国，企图削弱乃至破坏中国的崛起势头和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认为世界已开启大国竞争的时代。在他公开发布的官方报告中，明确界定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声称冷战结束以来对华政策已经失败，启动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对华政策在美国是两党共识，行政和国会基本共识，反华派占据上风，支持对华接触的被边缘化。美国这一代决策精英是在天安门动乱和冷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和边缘化时期，因而是最保守的，对华不友好乃至反华的一代。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过去五年来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超过了美国决策层的预期，认定中国不仅具有威胁美国领导地位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意愿。鉴于以上因素，特朗普政府一改以前的牵制加防范的战略，转向遏制中国崛起。目前美国对华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组合拳，姿态咄咄逼人。需要认真分析和应对。
刘学成对中国在印太地缘战略框架下的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过去五年来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超过了美国决策层的预期，认定中国不仅具有威胁美国领导地位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意愿。鉴于以上因素，特朗普政府一改以前的牵制加防范的战略，转向遏制中国崛起。目前美国对华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组合拳，姿态咄咄逼人。需要认真分析和应对。需要认真研究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因、政策及其对亚洲和中国的影响。就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而言，有些人说这是一个泡泡，有一种忽视的态度，认为搞不成，不看重它。任何一个机制都有一个酝酿、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达到理想的境地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在印太问题上，一定既要重视又要慎重，人家十年前就已经在推出来了，始终没有放弃。所以，我们如果掉以轻心，不注意跟踪研究，可能会犯战略性的错误。我们要科学总结18大以来我国外交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同时认真检讨外交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面对快速发展的、动荡不定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适时调整不适应形势的政策主张。中美进入战略博弈的一个新时期，两国的贸易战不是一个短暂现象，而是一个将延续数十年的进程。这场贸易战将会给我国的国家振兴和实现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带来困难。但如果政策适当，也为我们提供新的发展机遇，避险趋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框架下，在第三国发展合资企业，绕开制裁和加税的陷阱。
刘学成认为，“一带一路”这个新的战略，这肯定需要推的，怎么推，怎么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从2013年推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成绩和教训，有的教训很深刻。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把这个倡议视为抢占他们的市场的洪水猛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不这么讲，但实际就是一个零和博弈，市场就这么大，这个港口给了你，我就没有了，这就是零和博弈的问题，这个地区的能源也好，市场也好，都得博弈，总量就这么大，博弈讲竞争的规则，谁的规则？这个规则是大家共享的规则，大家一致的规则，一个国家的规则。这是另外一个概念，恶性竞争还是良性竞争，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推行过程当中要学习发达国家特别是已经走出去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甚至也要学我们的敌人。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去总结，不要去起哄，对外出企业的不好的行为我们也不能支持，对好的做法要鼓励。所以我们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去进行总结。总之，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是一个短期博弈，即使特朗普下台了，共和党执政也好，民主党执政也好，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副总统，都会更保守。如果民主党上来，那就都是自由派。民主党自由派上来，那就不只是贸易问题，还有宗教、人权等全弄出来，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不要指望美国出现一个好总统来跟中国继续搞合作，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美已经进入战略相互博弈的阶段，目前情况下我们跟美国还不能平起平坐，打也不能完全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上已经进入到调整阶段，意味着我们应我保持博弈的状态。美国原来是想把我们拉成他的伙伴，现在看拉不回去了，就打你。我们现在也不能忍气吞声，该打的还是要打，这就是战略博弈阶段，这个阶段不会是短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可能需要20年。这博弈当中有得就有失，我们能打的牌要打，不能打的牌还是承认我们不如人家。涉及到未来战略博弈当中我们周边怎么推？有两个东西：中美相互制约、相互制裁是肯定的。在进口或者投资的某些领域，他不到中国来投，或者我们不到美国投，但我们到第三国投，现在想投到美国搞产品，我们可以绕道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搞合资，美国不让我这个手机进，那在老挝生产，是老挝的牌子，中国的技术，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入美国市场。还有我们的商品美国要制裁，要加税，但我们把这个商品移到中国之外去生产，从第三国向美国出口，不是中国的产品了，那就是孟加拉、斯里兰卡的产品了，加税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反过来，我们需要美国的一些企业，我们可以引进第三方合作，我们与第三方结合来做，比如说马来西亚，美国产品不让进入到中国，马来西亚的产品可以进到中国来。总之我们要有新的思路，在新的格局当中走出去，投资也好，商业也好，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变化。
针对云南的发展，刘学成认为，云南搞了这么多年，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已经很好了。但问题的决策权不在中国，印度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当中，有一些概念没有解决，印度东北部包括现在边界上自己内部安全的问题还很麻烦，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它不能开放，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还去推这个东西意义不大，推什么？要积极推双边。我认为，第一，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方案，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怎么走法，有几种选择方案，需要进行调研。我们从这儿到缅甸应该怎么走，然后从缅甸进入到孟加拉国怎么走，从孟加拉国进入到印度怎么走，这一段当中有什么点，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应该设点，在这些点上做一些当地的商业，比如说市场、资源，鼓励互通，这些点上可以去搞，到最后双方政府都同意了，连起来就快一点，也就有基础了，现在是文字性的基础、学术性的基础、规划性的基础，不能落实到地面上。不是我们不想落，是人家不敢让你落，那能怎么办，从点到线形成条状，这可能要十年、二十年，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中印之间的战略性问题没有，但中印的边界问题没有解决，这不是想去解决就能解决的，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90年代一直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国家领导人跟各届政府都在谈这个问题，没法解决，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没法解决，对方更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还在搞这个方案向前推，推不动的，我们应该找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新的路子，做一些基础性落实到地的项目工作，不一定用国家政府来推动，用私营公司去搞这个点，不要搞成政府跟政府谈判，一谈判马上就是外交，两个企业之间的项目，可能这样就好一些，安全外交，先从点上做，小的地方着手，不要一下把宏观的顶层设计做好，顶层设计方案做好了推不动。
刘学成说，我从事南亚研究和教学工作整整40年，1978年开始，在美国教学讲南亚的政治问题，地区的政治问题，现在有17年。现在的形势是东边走不动，南亚区域合作也走不动。很简单，我们想搞，印度不让搞，印度一直想通过这个走廊进入到东盟去，不想真正搞一个自由贸易区，给你这些小国家带来什么利益，没有这样一个意思，它只为它的战略服务，所以印度的战略没有考虑和中国的利益，其他方面也是推不动的，在推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去搞多边了。关键是中印之间没有互信。另外多边地区组织很难推动，为什么多边难推动，一个圈里特朗普最大，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任何一个国家和美国比它都是最大，你们这一大堆人坐在这里跟我谈，我最强，最后也达不成协议，TPP最后谈判的结果是要你进入，你有一个条件不行，好了，这个条件放下来，再找你谈另一条件，又放弃，又不能谈。最后形成的多边的东西已经不是最早想像推动的东西了，最后签的协议都没有公布。所以这个平台，只是一个舞台，真正实际的东西推不动。
还有一个是目前中美之间处于战略竞争之中，你跟周边的国家做任何一件事情它都要破坏你，想办法来拖你的后腿，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看法还是要抵制它，宣传上也好，行动上也好。“一带一路”我们要连到这儿，连到那儿，内部研究，这个飞机场、火车站设在这里，不要去宣传，不要去折腾，最后把这些点连在一起，自然成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通了，你有好处，我没有好处，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就搞负面的宣传，沿线国家都是多元化、多党制的，还有各种群众团体，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进行破坏，既使是一个好项目也给你破坏了。
(二)赵曙青――宗教影响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回归
国发中心民族问题研究所原所长赵曙青认为，美国国内居然形成统一战线，民主党、共和党对全球征税没有分歧，对中国这块没有反对意见，底线明显一致。所以说没人替中国说话，这种现象对中国的压力很大。我是研究宗教的，对这种现象从宗教的角度分析，我认为特朗普上台实际上是美国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的回归。由于美国价值观的回归，由于维持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很多人就要去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所以我觉得中国真应该重新审视这个事件，重新研究美国，重新认识世界，适时、适当调整自己的战略。我第一点讲美国价值观的回归，大家注意到本周一晚上，特朗普在白宫提名53岁的现任联邦法官，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替代即将退休的大法官，这是影响美国未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我觉得历史天平又一次向特朗普倾斜，特朗普竞选前的承诺全部兑现，基本上按照时间表兑现了。这个事件追溯到特朗普当选之前，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美国基督教领袖和特朗普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改变了特朗普的命运，也是美国价值观回归的一次努力。
赵曙青研究员认为，基督教本来的倾向就是共和党，但没想到选战到最后是特朗普胜出，特朗普成了共和党唯一的候选人。特朗普是一个口不遮拦的人，个人生活上也有问题，特朗普的整体素质让基督徒看着非常反感。在2016年6月21日全美福音派的领袖开会，决定和特朗普对话，如果不对话，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议由葛佩林牧师召集，并说“我们国家已经面临非常重大的危险”，如果现在大家都看重总统的素质的话，就选不出对美国合适的总统。葛佩林牧师以圣经为题，认为选总统不是选圣人，选出的这个人只要尊重上帝的旨意就可以，不管他有多少缺点都可以。所以他们把特朗普请去，说我们希望你回答这些问题，听说对你的评论特别不好，你能不能谈一谈今后未来的政策和行政团队将有什么计划？用什么计划和政策保护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宗教信仰的权利？特朗普回答说，我可以做很多事，最重要的保证是我要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确保基督教信仰的权利。特朗普上台后在白宫成立了一个圣经学习小组，他所出台的这些贸易、对华制裁措施都由于他价值观的延伸，出于新教伦理的核心价值。
赵曙青研究员认为，特朗普是以维护美元霸权地位为中心的，美国的目标很明确，保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现在讲美国是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我觉得美国并没有逆全球化，而是要把已偏离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又拉回来，回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上来。特朗普是全心全意为美国服务，他上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特朗普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政治抱负的政治革命家，他不仅是所谓的商人，也是接地气的政治家，知道真正的对手在哪里，是谁，有一套完整的战略规划，他要战胜对手使美国强大。而且后面有不忘初心的基督教会的支持，而且还有强大的美国军工集团支持。所以我想这是认识特朗普对外关系的关键。
赵曙青研究员特别提醒，要注意国内外都在讲中美可能要进入新冷战，我们千万不要落入新冷战的圈套。最近舆论大讲新冷战的概念，认为美国是我们集中打击的主要目标，这容易从意识形态上掩盖西方世界特别美国国内严重分化的趋势。我们新时代的伟大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要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千万不要重复前苏联的失误。接纳和默认这些概念和口号，意味着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不利地位。二战后苏联因为接受了这个概念，在美苏冲突中受到了重创，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还有一定要牢牢抓住和平这个要素，我们不怕跟美国打仗，什么样的战都可以以战止战，但要做好战争准备、打仗准备，咱们看特朗普执政基本上是一个战争体系，政治基础是军工、美元，美国的外交就是战争，对立面肯定是和平。习主席多次都讲和平，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和平这个旗帜。
赵曙青研究员还谈及了周边形势，认为特朗普一直都在唱双簧，表演的有声有色。谁最反对朝鲜拥核，朝鲜核武器对美国到底有多大的威胁，对谁有威胁，美国人最清楚。半岛问题最大变数是未来朝韩统一，统一之后的半岛有将近7500万人口，150万人的军队，对中国是最大的未知数。还有越南，大家都知道越南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和美国越走越近了，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很多都是研究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如果说美国把朝鲜和越南、缅甸这些原来是中原王朝建立的东亚贡奉体系全拉过去，成为我们的对手，我们地缘政治就会严重恶化。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最近拉拢俄罗斯，这是老大拉拢拉三的做法，他在参加竞选演说中多次提到，最大的竞争国是中国。中国、俄罗斯、美国三驾马车这样的格局，肯定一个对一个不行，必须两个联合起来对一个才行，目的很明确，未来不排除形成美俄遏制中国的一种可能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我们没有和俄罗斯形成盟友的条件，这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咱们和俄罗斯是抱团取暖，压力解除后就可想而知了。关于中巴关系，我研究巴基斯坦问题已经十多年了，我们搞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得考虑穆斯林因素，再加上，我们的陆上丝绸之路是由新疆通过阿拉伯海进入穆斯林主导的世界。这里深的我就不说了，我只说要防范恐怖主义渗透到中国。去年我和美国几个反恐专家还有追杀本拉登的一个总指挥都探讨过。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既然是价值观回归，就要从经贸上遏制我们，将来还会有全方位的遏制，现在什么“疆独”“台独”“藏独”“港独”等等，都是这个链条上的一部份，都会影响我们周边的大势。世界经济是并联的，并联两端电压是相等的，电压就好比一个规则。“一带一路”是串连的，串连的优势是可以总体供给，缺点也一样，短路就不行。同而不合，有同样的规则，但我们可以不合，同就是规则，大家在统一的规则下怎么合都没有关系。“一带一路”讲的是串连，和而不同，我们要的是在规则下的自主独立、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所以要研究如何把串连起来的优势和劣势都把握在自己手里，不要让沿线国家跟着跟着让美国人一挑拨就不跟你了。
赵曙青最后认为，面对复杂的周边形势，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丢掉幻想争取最好的结果。我想第一个就是调整战略，重点把国内的事情搞好，试想周边国家在我们的支持下比我们搞得更好，比如说新疆周边几个国家，那我们还有什么吸引力。讲“共生共荣”的儒家思想人家接受不了。第二，在不牵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不出头，进一步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以一切手段阻止美俄连手。第三，为了遏制“港独”“台独”，也只有把内部的事情搞好，才有向心力。再一个是做好竞争的军事准备。最后我想一定要痛下决心，打碎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收获民心。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在国内，今后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聚精汇神搞好国内建设。中国现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西方，中国经济要走出去，就需要文化的支持，价值观的支持，我们文化和价值观又是什么？如何融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我们提供给世界的是什么？现在中美贸易博弈，双方这么打着，才刚开局，但觉得中国进入残局时不会是败军，美国进入残局时不会是胜军，我坚信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只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这难关就可以渡过。
(三) 王小兵——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应对之策
云南省中缅商会会长王小兵认为在中美贸易大战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究竟怎么做？怎么提升企业整体对外开放水平、竞争能力？王小兵从自身商会发展说起，认为云南要很好地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始终把经济合作放在突出位置，要把南亚东南亚这些国家串连起来。他认为，2015年习主席说云南要建设成辐射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我们就要围绕这个目标去研究，研究这个目标怎样跟企业结合起来。商会现在就在搞昆明国际南亚东南亚服务辐射中心项目，选址在官渡古镇，下一步要办成南亚东南亚政府的办公区、联合体。他说现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在云南有领事馆，但没有政府办公和企业办公区，建设国际南亚东南亚服务辐射中心，建成中国企业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企业的联合办公区、南亚东南亚企业的信息交流大数据中心、经济贸易的合作中心，形成区块链，里面有很多的板块，比如说农业合作、文化交流合作等，这对云南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王小兵认为，在昆明建这样一个中心，可以为南亚东南亚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各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联络提供服务。我们打算无偿提供办公地点，房子已经盖好了。我们研究团队可以与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联合起来，因为这个研究是对外的，需要从高层次上研究确定一些项目。说到缅甸，我们在缅甸也搞了这样一个项目，中缅经济合作中心。在印度和南亚国家，我们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现在是不论跨国企业也好，中央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对国外政策的研究都很弱，你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他们最缺的是对目标国家的政策的了解。我本人是中国石油和中缅油气管道的政策顾问，中石油是世界石油老大，但在国外运作当中也碰到很多问题。所以需要利用国内强大的研究团队去研究适合于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项目，研究政府、企业怎样结合。我认为当前中美贸易战争不全是坏事，有好的一面，它能够激发政府部门对国际市场的政策研究。政策要放宽，现在通过贸易战后，商务部门也好，海关也好，很多政策都 放宽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对企业绝对是一个好事情，有竞争才有发展。所以我从企业的角度来考虑，主张不要更多研究那些战略和政治背景，就贸易研究贸易。有习主席的高度重视就是我们云南的最大优势，过去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人说云南是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现在提到这个很高的高度，应该好好的组织起来对项目进行实地考查，到时候我们请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南亚东南亚服务中心，现在楼已经盖好封顶了。
(四)任 佳——云南应主动参与多边互动
云南省社科院原院长任佳针对缅甸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任佳认为，要注重各自的双边的建议。她认为我们提出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实际上中国也在注重双边。印度也注重双边建设，也在加强跟缅甸的合作。任佳认为，我们难点在于孟中印缅四国的合作如果只讲跟周边的小国合作，印度还是要在那里影响他们，孟加拉国曾经提出搞三边合作，绕开印度，但不可能。当我们四国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小国只能看印度和中国的脸色行事，所以双边有双边的难，多边当然也有多边的难，但我认为很好的一点是双边都在积极互动，比如说印度的公路、铁路、规划，跟缅甸、泰国连接，连接就需要到曼德勒，这样我觉得就联通了。双边、多边是要互动的，如果只是搞三边或者双边，印度更是怀疑你要在那里做什么手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仍然提在里面，在孟中印缅框架下来推动双边合作，这个东西是定的，所以我们国家驻印度的大使、总领事都在积极推孟中印缅合作。孟中印缅联合工作组会议开了三次，第四次会议准备今年在缅甸开，第三次会议上已经提出了国家发改委牵头，云南省是参与，当然很多基础研究资料是从云南过去的，他们也提出能否在第三次会议上签一个政府间的合作框架协议，但我们的做法经常是有点自我，到了会议上临时拿出一个草案来，要求各国来表态，这样印度和其他国家就不同意，所以今年在缅甸这次会议上希望建立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这样让它推着走。我这是对刘老师刚才提到的观点的补充。
任佳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但云南离印度近，利用云南这个区位可以在印太战略中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建议制定中国的印太战略，搞一个昆明合作组织，现在周边国家包括印度都很关注。印度还比较犹豫，东南亚国家也在关注，说中国的印太战略到底搞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由中方牵头搭建一个平台，搞一个像论坛性质的东西。刘老师曾提出把昆明作为中美印的一个小论坛平台，我觉得很好，能不能把利用刘老师的关系，在我们这里搞一个中国与印太的平台。特朗普自己说印太是一个开放的机制，那中国也可以参与进去，昆明可不可以发挥一下这样的作用。这是刚刚刘老师给我的启发，这个事情不好在北京那些地方弄，那能不能在昆明，叫昆明合作框架或者昆明论坛、印太昆明安全论坛或者非传统安全论坛，在这里做一下，可以呼应周边小国的需求。
任佳谈到，我关注了一下印度对贸易战的反应，查阅了一些资料，印度媒体确实是有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中美贸易战不涉及印度，不要跟着中国和美国打，但后来我们也看到，6月17日印度已经有反应了，加征美国30种产品50%的关税。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对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大豆的进口实行零关税了，可能会改变，因为现在跟周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是周边国家对我们最大的诉求，老在讲贸易不平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经贸关系也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放宽大豆的进口，对美国大豆反制的一个机会。再一个是医药，印度医药一直想进中国，来了好几个大的跨国企业，最后都退出了，原因是我们的审批太难。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把审批放宽了，只要有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资质，进入我们这边就很方便，印度恰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很多企业是得到美国资质的，但不是在美国的。所以这又是云南和昆明的机会，我们应该在昆明建医药产业中心，加强和云南药业与印度医药业的合作，我们已经有前期的研究成果了，现在正是很好的机会，很快就可以做。
(五)施本植——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中云南应发挥积极作用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施本植教授认为，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受到国际社会包括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的高度关注，这是件好事，当然也出现很多新问题。可以说过去我们是“被动接轨”，现在已经过渡到“主动设轨”，“被动接轨”和“主动设轨”过程中的责任、利益和风险是不一样的，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好主动设轨过程中责任、利益和风险三者关系，尽量使之对等。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好，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但在实施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维护国家自身的利益，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福祉，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所做的牺牲和让步必须适度。
施本植教授认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简单地说特朗普“不靠谱”，更不能把特朗普说成是个“傻子”或“疯子”。 我前不久去了美国一趟，听说大选时有几家美籍华人两口子有的投了特朗普，有的没投，现在没投的后悔了，说根本想不到，现在美元走势、美国的进出口和就业率等前所未有的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了新高。现在有人说美国不搞全球化了，出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倾向，其实不是美国不搞全球化了，是美国想放弃已有的全球化体系，重新构建更有利于实现美国优先利益的全球化体系。刚才几位也提到了，我非常同意任佳院长讲到的双边和多边都要重视。事实上，双边和多边关系有各自的特点，各自适用的范围和不同的效应，我们国家也要学会加以科学地选择和把握，坚持双边和多边并举，构建起科学高效的对外开放系统，实现我国开放利益最大化，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施本植教授认为，现在讲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内深化改革统筹，国内国外市场一体化、投资贸易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国际贸易是历史十分悠久也是最普遍的国际分工实现形式，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贸易大国，克鲁格曼说过“国际贸易没有输家”，但事实上，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所获的利益是不同的，现在许多人认识到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陷入了“斯蒂格利茨陷阱”中，不断出口商品，换取美元，最后还是相对贫困，大量储备和美元还要返回到发达国家去，在国际贸易中吃了很多亏。最近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再次发声，认为如果美国不是长期从国外包括从中国进口那么多价廉物美的商品，美国“三个”不可能：美联储不可能长期维持低利率，美国商家不可能有那么强的研发和扩大再生产能力，美国民众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生活水准和生活品质。但像这样来考虑问题的美国人并不多，甚至越来越少，美国国内很多人都认为美中贸易让美国吃亏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贸易战不可避免，要积极应对。现在中国资本很多，“走出去”发展确实是必然趋势，特别是走到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事实上，目前云南对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占全省对外经贸的比重就比较大，面向东南亚开放是云南的比较优势所在，但对外投资也要科学选择投资的区位、时机和方式，切实搞好风险控制和管理。
施本植教授谈到战略问题、宏观问题的研究是必须的，但应加强微观应用层面研究也很重要。我们要高度重视将战略研究具体化、项目化、可行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推动项目落地等工作。我觉得一些大的战略研究、发展思路方面的东西要研究，“昆明倡议”“昆明宣言”之类的我们可以搞，但作为云南人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实实在在地推动一些建设项目，不停留在写出了多少“字数”上，而是要把战略项目化、项目数字化，把数字做大才是硬道理。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正确认识并重视自由贸易区这种国际经贸合作形式。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由贸易区是一种低层次的经贸合作形式而轻视加以利用。现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区域合作制度安排，80%多都是采取自由贸易区形式，如何深化对自由贸易区的认识，尤其是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实际，探索进一步推动把云南省的事情做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英国学者彼得•罗伯逊(Peter Robson)的观点，“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自由贸易区仅对成员国的某些商品实行优惠税率，而对非成员国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壁垒；二是为了防止贸易偏转现象，自由贸易区内实行原产地原则。由于自由贸易区既不要求成员国放弃本国原有税则，又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免某些商品关税促进贸易发展，自由贸易区这种独特的优点，使之成为目前世界各国区域合作的首选形式。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好自由贸易区这种形式，当然现在我国正在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国内也有很多自由贸易区已在搞，包括自由贸易港，要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区这种形式在经贸合作中的特殊作用，并充分加以利用。
二要及时了解、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提供的发展机遇。现在中美贸易战和外面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东盟经贸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要把这个机遇变成现实，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抓紧抓好。大家知道，2013年李克强总理第一次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建议，2015年11月升级版协议正式签署，本意是在在原来“黄金十年”的基础上再搞一个“砖石十年”，这非常好，但我们很多同志对这方面关注不够，尤其很多做进出口的企业关注不够，可能导致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利好政策无法兑现的情况。云南企业尤其突出，我跑企业较多，我到一些做进出口的企业，发现云南企业中很多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内容基本上不知道，升级版当中尤其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改变，可以说一问三不知，我非常焦急，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云南省进出口商品规模小，但云南省与东南亚国家的进出口占整个云南省进出口的比例较大，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是云南发展与东盟经贸的又一重要机遇和利好条件，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的内容我们要好好宣传，好好把握，好好推进。
大家知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第二个是和智利的自由贸易区升级版。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遇到的新形势和问题，包括相邻国家间实行一体化的传统被突破，跨地域的一体化日益增多；区域合作领域向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统一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方面扩展和深化；以及原来自贸区合作框架存在的局限，比如自贸区组织运作方式比较松散，货物贸易关税减让采取“区别对待，逐步到位”的方式，较好地兼顾了各国的发展差异，但协调成本不断增大；服务贸易协议采用“肯定式清单”办法，使得没有列入清单的服务缺乏规范依据，服务贸易发展受到影响；成员国之间有一些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但迄今尚未建立起多边的区域性海外投资风险合作体系等情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中有了以下主要内容的升级，一是“扩容”，即在原有主要推动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上，升级版《议定书》主要强调服务领域的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二是“升级”，即通过规制的升级，主要包括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和贸易便利化规则的升级等，推动经贸合作质量和效益提升。三是“增信”，即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沟通，求同存异，管控风险，增进互信了解，通过“民心相通”促进全方位交流合作。其中，“原产地规则”升级值得特别关注，“原产地规则”升级使规则判定更灵活，规则设定更严谨，证书申领更便利。“贸易便利化”升级也使经贸管理及成本更低，交流合作更便利，合作方式更新颖、监管服务更高效。据相关资料，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签证数量2004年仅有1.15万份，2014年增至171万份，增速较快，但总体仍较少，其中云南企业原产地证书签证数寥寥无几。云南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势在必行。
三是要进一步发挥云南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这些作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建设以互联互通为重点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议借助国家发展战略积极申报建设云南沿边自由贸易区（港）；要借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的良机，切实加快云南的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构建起具有较高互联互通水平的基础设施体系，大幅度提升通道和口岸的物资承载能力及商品过境能力，降低相应的成本和风险，从而提升云南对东南亚南亚的辐射能力。二是建设以长短结合为特征的合作制度体系。力争把云南建成连接印度洋的重要纽带和枢纽。在云南构建吸引国际和区域组织、跨国公司总部进驻等新的合作机制，包括争取在昆明设立外国领馆区，吸引更多的外国领事馆进驻云南，争取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协调中心落户云南，进一步发挥云南在次区域电力协调中的积极作用等等。要进一步做好已有“10+1”自由贸易区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机制等各类合作机制的完善和有效对接。切实推动省内跨境经合区、保税区和各类产业园区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对接、项目对接、规则和标准对接。探索沿边重点口岸、沿边8州市更加有效的制度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增强沿边州市和边境口岸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三是建设以互补互促为特征的产业发展体系。不断增进与东盟国家的产业互补性，减少竞争性，构建起与东盟国家更大跨度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认真做好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的战略对接，筛选、推荐并争取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落户云南，切实做好项目配套和服务，使建设项目效应最大化，提升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以东盟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投资和贸易一体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推动“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型企业发展，扩大对东盟国家的辐射和服务。进一步探索境外产业园区、虚拟产业园区等新的产业合作机制，推动优势企业抱团走出去。进一步做好产业园区、开发区、保税区、经合区等的整合提升，并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联动，提升匹配度。进一步规范外贸市场秩序，优化外贸经营环境，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鼓励企业运用好新的原产地规则和贸易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外经贸业务水平。
四是建设以和谐安稳为特征的边疆治理体系。多年来，云南在边境资源合作开发、实施兴边富民睦邻行动计划和打击毒品走私联防联控合作等方面有了大量成功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负责、社会广泛参与、境内境外合作”协同推进的“云南边疆治理模式”，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云南应进一步加大边疆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可供其他边境地区借鉴的边疆治理体系。
(六) 金诚——加大周边合作显得异常重要
云南省外办原副主任金诚认为，云南在国家的下一步的开放战略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是云南作为沿边开发区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往东盟自贸区走。云南在电商实验区上可以大做文章。金诚谈到近一段时间在老中缅、中越边境走，看到瑞丽、河口的一些基础设施正在建设，比如说瑞丽有专门的电子商务储备库，这是下一步大有作为的基础，除了昆明，我希望在瑞丽也有双边的合作的项目。第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金诚认为我们现在做得较多的是经济走廊和中缅两国水陆连接的建设，现在缅甸局势有所缓解，能够在和平的进程中加快、加大合作，双管齐下的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中缅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现在我们基础设施已经很好了，但还需要在功能上继续改善。下一步是要加大对缅北连接中方的沿边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前缅方还有一些犹豫，现在想通了，特别是去年到今年，正抓紧改造姐告到腊戌的公路。三是可以考虑在云南省区域范围内完全的放开大米和其他粮食作物的进口，替代美国大豆进口锐减对中国粮食和饲料需求的冲击，有效解决贸易顺差。云南省对邻国的贸易虽然不是很大，但也都是巨额顺差，最严重的是越南，我们是四亿，人家四千万，这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四是要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我们在邻国跑，所有的邻国都认为云南省在开放政策上是最保守的，比如说车辆出入境的问题，我们车辆到万象都很方便，但是昆曼国际大通道上的泰国车辆却不能到昆明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具体方面云南省有关领导应该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担当。
(七) 雷晓明——交流方式也要讲规则
昆明市政府原副市长雷晓明发言谈到，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同样合作的大概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这四个，如果一定要讲，还有一个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指导下的四种合作方式，核心问题是交往方式。交往要有一个规则，与人合作要遵守规则。比如政府给出口企业补贴，这是内部的会议，我们都是当事人，钱从我手上发出去的，出口一美元我们给多少钱，我们视为很公平，以前我搞贸易，一上台就执行，到现在估计还在执行，我只认海关的数据，拿一美元来就给你多少钱，自认公平公正，但这只是对于内部而言的公平公正。但从世界各国的角度看，这就是不讲规则，现在就美国特朗普政府整我们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以往的这种交往方式，是我觉得合适合就行。现在不是打仗，你跟人家的交往方式，不能讲谁拳头大，谁火力猛，而是我的商品卖给你，你需要就买单，公平交易。如果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反思，今后还会有很多麻烦。我们几千亿、一两万亿的产能怎么消耗，出不去就自己消耗，财富缩水。一句话，我们回归到本来，我十多年研究当代历史哲学，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应该说有两台半发动机，哪两台发动机，哪半台发动机？基督教革命产生之后的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另外半台是犹太教。如果认识不到这个，我们讲的创新都是假的，今天我们被人收拾，准确地说就是加尔文宗定的秩序。我们遵循的贸易准则其原理来源于路德宗，所以不可调和，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只能选择是走加尔文宗还是走路德宗，我们内部研究问题，真的不能回避，否则我们出去，我都觉得看了丢人，微信上是我们自己说的话，叫“中国的大爷大妈们别出去了”，我们拿着钱出去旅游应该是让全世界承认我们，但他说你送钱来我都不要，所以今后我们应该对贸易行为制定一些准则。任佳说我们搞的两洋战略，意在联结南亚东南亚、东盟、印度共同走向印度洋，也就是说中国除了太平洋战略还应该有印度洋战略，但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任凭一个个企业、一个个人出去交往时不讲诚信、不守规矩，搞不公平交易，这个真的很麻烦。
(八) 张瑞昆——注重目标的连续性
云南省商贸厅原副厅长张瑞昆认为，第一，作为执行项目要三权合一，要政府决策权、企业执行权、学者的话语权三权合一。现在的问题是三权分立，我认为凡是学术研讨，政府在职的主管领导不参加，那都是空谈，说说而已，我今天讲的这三句话从领导学的角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也好，三权不合一，企业就是企业，下面的话都没有人听。我退下来这十多年，跟着任佳学研究，我深刻感觉到三权不合一说话都是扯淡的，再英明，再说到点子上，决策层的人不参加，执行权的人不参加，你说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只能是大家找到知音、同行了。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三权合一，不能三权分立。
第二，一以贯之。云南的定位和目标要有前瞻性和连续性，不能前面的书记讲的跟后面书记讲的都不一样，不能形成一以贯之的概念。我跟周边国家交流的比较多，外国人没有中国人急转弯这么快，不要说外国人，云南省的企业更不行，所以我认为学术研究三权合一，不能搞三权分立，领导的决策权、企业的执行权、学者的话语权，假如说能三权合一，云南不是今天。一以贯之，前一个省长也好，后一个省长也好，能不能像汉朝箫何那样的政策，主要的战略政策不能变，就像我们打仗一样的，定了什么都不能变。不一以贯之，优劣体现不出来，成败就出来了。
第三，统一对外。我们现在的弊端是中央说中央的，地方说地方的，连接部门说连接部门的，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说各的，这个可以说，那个可以说不行，我当年是非常有体会，我搞边贸没有贿赂海关，但吹捧海关不少，饭也吃了。所以我想到统一对外相当重要。我们现在是不能统一对外，你说了不算，谁说了不算，统一对外是多头对外，导致结果外国人无所适从，中国人也无所适从。
(九) 陈利君——合作应去虚向实
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云南省南亚研究所所长陈利君认为现在的政策应该进行思索，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我认为就是实行了世界通行的一个规则，我们才用了40年的时间，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了。美国从世界第二到成为世界领导者花了68年的时间，我们虽没有成为世界第一但已经很不得了了，包括很多大家或者领导都在说，要么中国第一，要么中国震撼，但我们有很多东西还是得正确对待。
陈利君认为提出中国的印太战略，大家都不太关注，在我的地盘我做主。日本的印太战略是比较积极的，从现在贸易战的情况来看都是对付中国的，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贸易是规则，从香格里拉峰会、国家战略等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出项目，所以应对起来比较困难。
陈利君认为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不是像很多人说的是个疯子说的大话、空话，而是一个由虚向实，由构想到实施的阶段，包括贸易战，其实特朗普贸易战还是有可取之处，开始只是贸易，但现在再扩大到科技，让我们支付不起成本，现在贸易战打的就是高科技。另外一个是国际环境，美国发动贸易战也好，或者提出的战略也好，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经济搞得轰轰烈烈，就是这个贸易战，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大国里面找不到，小国里面也很难找得到。从印太区域看，澳大利亚是支持日本的，现在加上美国，就差一个印度，但印度也没有反对印太战略。从七国及整个欧盟，我们不要片面地看他们的意见不统一，没有一个国家同意或者反对美国对中国加税，只是对特朗普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包括印度。
再有就是媒体，美国以前说是全球收缩，美国现在的军费经费已经下降了，但武器研制不限，美国收缩在哪里，是把火力集中到我们这里。昨天和欧洲谈的时候说欧洲也增加军费了。这些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我们影响增大。另外是长期性的问题，还有外交压力增大。还有一个南亚东南亚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陈利君建议今后的对策：中央现在就一句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还有加大创新的力度，我发现现在周边国家跟我们做贸易，贸易顺差都在扩大，路都是中国修，现在要推进包括的区域和周边的双边多边的合作，在亚洲不可能排除印度和日本、也排除不了美国。
二、会议总结
(一)龙东林作小结发言
昆明市社科院原院长、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执行会长龙东林介绍了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所做的工作情况。学会2011年成立，市委领导专门请王义明主任作我们学会的会长，这几年一直都有活动，比较正常。去年市委组织部对学会进行清理后同意继续保留，最近学会又向市委宣传部领导做了专门的汇报，部领导对学会在昆明市对外开放工作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支持学会正常开展活动，所以借这么一个时机，特别是当前中美贸易战正在开打的情况下，开一个范围比小的研讨会，就云南省和昆明市如何认识和应对这场贸易战作点探讨。
今天举办的“美国印太战略与云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研讨会非常成功。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而言是一个加快框架升级、基础建设，推进自贸区经济一体化的好时机，云南首当其冲。当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龙云意识到云南面临一个发展机遇，随即与卢汉等人筹划，抓紧时间积谷、练兵、修路、招商。抗战全面爆发后，龙云把缪云台从美国请回来规划云南经济，缪云台在美国是搞金融的，他对龙云说，现在将会是云南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们应该赶紧去沿海把最好的企业（就是当时高新技术的企业）招到昆明来。缪云台亲赴沿海发达地区招徕企业，允诺给内迁企业房租补贴，地租减免，帮企业找房子，办安置，最后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工业体系搬到了昆明，使得昆明制造业实现了一个跨越，成就了昆明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昆机退市。龙云和缪云台在那个时代都能看到战争背后的机遇，今天的贸易战对云南而言是否也有是一个机遇。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在当今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比龙云更有眼界。
(二)王义明作总结性发言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昆明滇池泛亚文化研究学会会长王义明认为，研讨会很有收益、很精彩。听了各位讲授的发言，有很多的感触，回到会议最初定的题目，美国印太战略与云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云南怎么应对？谈几点感受。
第一，我认为我们吃了很多亏，买了很多教训，除了刚才雷晓明说到不诚信、不讲规则之外，我还觉得有一点，我们政府真的是有问题，怎么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支持民间机构组织和民营企业走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要扮演一个在后面推动和协调的角色，这样可能就会好了，央企也要走出去，但央企不要老做老大，跟民企在某些方面享受差不多的待遇，让民企有机会出去。我从退下来以后的这些年跟企业接触比较多，我感觉到很多问题是国企和政府没法解决的，但民企如果有政府的支持就可以解决。比如说一个简单的问题，刚才金诚主任说到的昆曼大通道，外国的车不能来到昆明，到玉溪都没有可能，这是谁规定的，政府规定的。但民间呢，民间就可以协调进来，我们能不能让你挂一个牌照就可在云南通行？民间就有这样的行为，这个行为得到政府的支持不就成了嘛，但政府的官员有的支持了，也做了一些试验，有的也不敢，怕违法。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包括在缅甸北部修公路、建电站等的事情，前些日子我们在杨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搞了一个课题，金诚主任很支持这个事。刚才说到腊戌打得很乱，中缅通道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现在怒江的一个企业和缅甸的一个企业给昂山素季写了一封信，从片马出去，他们原来修了100多公里的林间公路，现在这个林间公路运不了木材，如何把它充分利用起来？缅甸的企业也沟通了军方，允许民间企业把那条路一直修到葡萄（缅北很重要的一个县），那里很封闭，但它离印度的雷多只有几十公里，如果把这条公路打通，缅北就有了另外一条更安全的通道。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后写报告反映到政府层面，但政府非常的冷漠。人家两个企业，缅北的一个企业和一个上海到云南来搞木材的企业，它在老挝也在搞，后来又在缅甸那边搞，和那边的金蝴蝶公司签了协议要修这条路，沟通了军方后又找到了昂山素季，请昂山素季批一下，自己去找资金把这条路干起来了。但现在中国方面对这个事采取什么态度？中国的政府能不能在“一带一路”搞基础设施建设的钱里拿一点让民企去搞、去承包，只要给予一点支持，很快就可以搞通，勘探也好，科技也好，很快就能跟上，所以人家民营企业就去干了，但愿以后能够得到支持。葡萄一拉通就意味着到雷多就指日可待，雷多拉通意味着跟印度洋接轨了，像这样的事情民间完全干得起来，我亲眼看见的。还有换牌照的事情，在昆曼公路上也是我亲自经历的，所以我们要推动民间企业发展，政府在后面支持、协调就行了，国企摆正位置，你出去了，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什么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说法就落实在你头上了，你慢一点，让民企或者有时候联合民企、以民企的名义出头，可能效果会更好。
王义明认为，民间组织机构，特别是智库要跟着出去，我们今天就是智库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有很多好的思想、好的想法能够在这里交流，包括怎么协调好智库、民企、国企、政府这些关系，让大家能够在大的战略指导下出去做工作。
第二，怎样应对美国印太战略。云南省还是要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规则，用专业人士的话说就是法律机制，不管怎么说，WTO法律框架下的种种机制，我们现在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和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等，充分应用这些机制推动各方面的合作关系，不能束之高阁。我赞成刘学成老师讲的，搞双边比较容易，而且也比较容易取得成效，以双边推动多边，然后再推动国际组织之间的机制建成，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现在中国在国际性规则里的话语权太少，前几天我们参加一个会是讲能源的，不管APEC，国际能源组织也好，等等，中国发言权极少，在多边的北美能源合作机制、欧盟能源合作机制中，我们更没有发言权。我觉得中国怎么在这些多边的国际合作组织里争取话语权非常重要，但那个道路还是比较漫长，而且艰苦。所以我想，还是应该从双边开始，“一带一路”也是从双边容易突破。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机制，也是双边在一起好谈，有的是指日可待，从这些开始，再逐渐向多边或者更广阔的范围内推广。
总而言之，目前在美国印太战略影响下的整个局势对云南省来说确实是个机遇，或者说有着光荣的使命，就看我们怎么做了。今天的会议给大家开了一个头，我相信以后讨论下去有更多好的意见建议能够涌现出来，供政府决策作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