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边疆地方关系的演变
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边疆地方关系的演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央权威重构的重要阶段，但地方主义的因素并未消除，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使这一时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呈现出多层复杂面相。其中，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多层类型中，云南边疆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关系既有众多类型中的共性，又能有其特殊性。总体上，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边疆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
观望中的“模糊”策略（1927－1928）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云南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27年2月6日，龙云、胡若愚等联合发动“二六政变”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阶段，但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龙、胡等人于是年5月以云南省务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云南省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其中有言“始终与国民政府通力合作”。“合作”一语表露此时云南各派势力并不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仅是希望双方各取所需，维持相对友好关系，对国民政府能否统一全国仍持观望态度，滇系地方势力仍想维持其在云南的绝对权威。
蒋介石当时由于国民党高层内部权力角逐激烈，无力过问滇省政局，并认为滇省对其争取最高权力无足轻重，故决定对滇省各派维持平衡局面，实行模糊策略。在3月下旬曾对云南政局的变动表示 “谅解”，对龙、胡等的争权斗争，不动声色，但对各军事首领都表示倚重，意图通过观察后再做最后决定。直到6月14日，才任命龙、胡、张的军事职务，而省长“暂缺”，以便等龙、胡等角逐后再“择优录用”。
“六·一四”事件发生后，龙云初步控制了云南的政局，并在1928年1月被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这意味着在经过一年左右的观望与龙云角逐成功的局面基本形成，蒋介石最终认可了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权。而龙云为取得蒋介石的进一步支持以稳固其地位，1928年8月，派遣周钟岳为特使，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报告了云南省“军事收束、整理内部情形，与志公（龙云）始终拥护（蒋介石中央）之意”，蒋介石亦“意其殷勤，谓诸事皆可商办”。1928年秋，蒋介石派代表王柏龄来昆，公开指责胡若愚、张汝骥是叛军，对龙云极意拉笼。至此，蒋介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别之间“模糊”的政治策略基本结束，双方均已知道对方系将来自己政治关系交往的主角。
此时双方虽然结束了模糊策略，但蒋介石对龙云的承认具有两个目的：一、安定云南政局进而稳定西南及全国局势；二、借用龙云势力增强其斗争实力或话语权。但最终目标是将云南置于中央政府的稳固控制之下。龙云对此也认识颇清，他“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头子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是心存畏惧的”；对蒋介石虽 “表示遥申拥戴，唯命是听”，但“只不过是为了求得国民党中央对他的封建割据加以‘合法’的承认”；他看到了国民政府存在着蒋介石无力解决的国共内战问题、军阀内部各大派系之间的斗争，希望利用云南地居边远、中央“鞭长莫及”的区域优势，抵斥中央对云南地方事务的干预。
较为融洽的时期（1929－1934）
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宣示了国民政府的统一已成为基本趋向，但直至1936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内部面临着编遣会议后形成的以胡汉民为领袖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其对峙的格局。蒋介石面临的中心问题在于争夺并巩固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对于云南政局，以继续笼络龙云为主，借以“牵制西南桂系和川系力量，并在国民党内派系争夺中壮大自身实力”。
当时，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蒋、桂双方“旗鼓相当，针锋相对，毫不回护”，而“吾滇处此，以国家大针论，则当拥蒋；以地方利害言，则当联桂”。对此，云南地方实力派究竟会有怎样的选择？民国时期民族主义激扬，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龙云亦具有“解放中国民族，而建设一独立自由平等之国家”的理念。因此，他最终在蒋、桂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当然，这也与他较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内部派系斗争的趋向有关。
1929年编遣会议召开，蒋介石急需各派支持。在1929年1月18、21日，龙云、卢汉先后发出拥护编遣会议的通电。龙云电称：“北伐成功，时逾半载，而军权迄未统一，事实无异割据，不特外人觇国，致启轻视，民众痛苦未能解除，而国家建设至计，亦将无从实现，中央主持大计，统筹全局，爰有编遣会议之开。此举非特整顿军事，直系国家存亡，实行以后，军权统一，军费确定，国家根本建设自可迎刃而解。……滇省地居偏远，偏处强邻，国防所系，情势特殊。惟事关救国大计，在义不能独异，无论如何编遣，谨当唯命是听，绝对服从，追随各方同志，务期一致贯彻”。此一表态，客观上对蒋介石起了支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蒋介石的困境，得到了蒋介石之投桃报李。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即发电龙云：“删电悉。滇省地属边檄，民国待书（舒），该军长尊重裁军计划，期在实行，具见爱国爱乡，深堪嘉许”。这一时期，蒋、龙双方关系较为密切。
龙云对蒋介石的支持，还体现在支持李燊返黔及出兵讨桂。蒋介石长期忙于中原内战，无力过问西南情事，又因视贵州为贫瘠之地，于政局影响无足轻重，故对贵州长期羁縻、不直接干预。贵州当时由周西成掌握，与蒋之关系并不融洽。蒋介石曾派人面见周西成，争取其拥蒋讨桂，周未予理睬。故双方矛盾较大，于是蒋介石利用其贵州内部矛盾，1928年纵容和默许第四十三军李燊拥兵回黔，与周西成进行争斗。而在李燊被周西成击败退入云南陆良时，蒋介石指示龙云支援，帮助李夺取贵州政权。其实，李燊返黔系蒋介石排除贵州异己势力的手段。为支持蒋完成此目标，龙云作出了军事部署，派兵支援李燊。虽然龙云的行为含有向贵州扩张势力的意图，但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蒋的支持。
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并于1929年4月14日、24日令龙云经贵州独山攻取桂系广西重镇柳州，其后云南方面虽然未能迅速准确地按照蒋介石命令在规定时间进入广西、占领柳州，但龙云在政治上倒向蒋、通过通电宣扬给桂系以沉重压力，在此次蒋系打败桂系过程中起了协同配合作用。而在中原大战中，龙云又给蒋发电表示：“反动军阀，破坏编遣，纵无命令，亦当仗义伸讨”，“将于最短时间，……遵命抽调攻桂”。蒋介石亦复电嘉奖：“兄志节讨逆，无任佩慰。请速依尊意进行可也。”龙云的讨桂达到了蒋介石借以牵制桂系的目的，这一时期蒋介石对龙云的表现较为满意。而正因如此， 1931年春卢汉、朱旭、张冲、张凤春等四师长发动政变时，蒋介石才会表示对龙云“甚为系念”、“思虑甚切”，特致电龙云要求其回省主持政局，指示“待其（龙云）复电再定处理办法，对四师长电暂置不复”，体现了对龙云的支持态度。双方的这一合作支持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西南地区。
相互猜忌与防备（1935－193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并于12月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这给西南政局带来了重要影响。蒋介石与龙云维持了5年左右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的前提是由于蒋无借口及实力干涉云南。蒋介石本人曾言：龙云“好比南越王赵佗，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称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亦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冯、阎、李、白，对龙云要容忍，只要服从中原，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为我所用，无伤大局。对龙云要忍小忿而就大谋，抬高左手，就等于压低右手，提拔龙云，也就是压低李、白”。透过此语可看出蒋对龙云以利用为主，并不真正信任。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西南，给蒋介石带来了契机。在追剿中央红军时，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曾言：“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为达成目的，蒋介石对西南各省进行了积极渗透。1934年，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兼省政府主席，乘机派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入川，名义指导响川军监督红军的军事行动上，但同时也是负责分化拉笼四川各军，插足四川，为统一川滇黔做准备。而在蒋介石的不断分化下，川系军阀逐渐瓦解。1935年，蒋介石指派薛岳借跟踪红军之名，乘机入据贵阳，进而控制了贵州局面。蒋介石假途掌政之意实现，南京政府中央完成了对贵州的直接控制。
